记者：不久前闭幕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重要论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人们还清楚地记得，早在建国初期，党中央就曾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振奋了一代又一代人，掀起了农村火热的建设高潮。当今重提这一命题，有什么新的时代内涵？ 郎艺珠：我们看到，在“十一五”期间，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关键点在农村。农村的发展和改革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加大各方面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新农村应该“新”在农村的发展能够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和谐社会的要求，体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通过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使农业得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使农村社会能够实现和谐。只有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村真正发展起来，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繁荣富强。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廖柏寒：建国之初，党中央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刚刚建立，要在农村打破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的生产关系，比如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改革等等。在我国几十年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广大农村和农业对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支持，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从而导致目前的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村这一块的发展跟不上来，和谐社会的建立就无从谈起。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国家也有充分的能力来统筹城乡的发展，比如说减免农业税这一让农民休养生息的举措，倒回去若干年就不可想象，因为国家财政承受不起。
以破解“三农”建设新农村
记者：“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曾被视作一段时期我国农村状况的“速写”而引起议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始终无法绕开“三农问题”。继免征农业税、粮食直补、合作医疗试点、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免费等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之后，下一步破解“三农”问题的着力点应放在哪些方面？ 郎艺珠：党中央这次在对 “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怎么去实践，怎么去把规划的蓝图付诸于现实。我觉得，对“三农”问题破题，关键在生产要发展，农民要富起来，就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必须要探索新的路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的“单干”已经越来越难适应市场的要求，有悖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发展趋势。要在农村大力发展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大力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省老年科技协会在新化县的一个联系点，原本是一个“山无寸土，水无静水，田无良田”的贫瘠山村，通过在当地大力推广生猪养殖技术，扶持养猪示范户，有力带动了全村养猪业的发展。现在，发展起来的农民成立了新型的合作组织，为全村养猪业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的服务，把村里的生猪卖到了香港，该村由此一步步告别了贫穷。 廖柏寒：我觉得有这么几条是在下一步解决“三农”问题当中必须要优先考虑的：一是要重构农产品价格体系。俗话说，“谷贱伤农”，现在绝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没有真正反映出农产品的价值。从工、农产品附加值存在的巨大的剪刀差就看得出，比如有资料显示，1斤土豆到洋快餐店那里炸成薯条后，附加值增加了8倍。要进一步完善现有农业补贴政策，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二是切实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使各种教育资源进一步向农村倾斜。广大农村要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在于人的素质的提高。我认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的眼光，不能仅仅停留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上，应该要有更高层次的目标。三是要构筑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要使农民和城镇居民一样，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助。
“三个文明”一起抓
记者：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模样，十六届五中全会作了这样的描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我们看到，这实际上是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三个方面对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全面的概括。如何看待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 郎艺珠：当农村经济发展之后，农民对精神风尚和民主政治的要求会更高。但是，不能让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软肋，要看到，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设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如果处理不好，甚至会成为农村发展的阻碍。 廖柏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为了实现全社会的和谐，那么在农村内部，也要实现和谐，这就必须要有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我们看到，近年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出现下滑的趋势,部分农民理想信念淡化,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社会治安形势恶化,铺张浪费现象严重。 我觉得，相对城市而言，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更加紧迫。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农村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依靠血缘地缘关系维持的农村社会和经济利益结构具有超稳定性，封建宗族宗法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缺少基本的法律制度保障；小规模分散的生产、生活方式，商品化程度很低，社区以外的商品交换和社会活动少，又造成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农民的政治民主权利意识相对较弱。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农村的基层干部家长制作风严重，民主意识、法制观念淡薄，对农民和农民的合法权益缺乏应有的尊重，不文明行政、不文明执法的行为时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