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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权益问题———与林毅夫教授商榷
发布时间：2006-12-22 15:05:00  来源：农民日报  
 
　　前不久，学者林毅夫撰文认为，“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收入问题，只有提高农民收入，“三农”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建设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选择》，见200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对此笔者以为不然。因为这个“归根结底”的问题关系到究竟怎样建设新农村的问题，所以有必要与林毅夫先生商榷。

　　“三农”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即有学者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依据中国的特有国情，把农村问题分解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分别进行研究，形成了所谓“三农”问题理论框架。1991年11月29日，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第一次将农业、农村和农民并列起来提出问题，表明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个理论框架。199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武汉主持召开安徽等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题为《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讲话，更加明确地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特定的提法提出来了。自此以后，“‘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特定的流行语，一个政治的也是学术的概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研究“三农”问题，我们不应当仅仅着眼于农民收入问题。事实上，“三农”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农民收入问题虽然是重要因素，但“归根结底”并不是收入问题。

　　其实，林毅夫的文章也已经明确讲到：虽然“收入增长相对缓慢”也为农民所苦，但“就农业而言，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收入增加而需求不会增加多少，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年均增长6.2％，这个速度并不慢。”农民增收速度并不慢而且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在农业生产领域增收的空间只有那么大，虽然农民的收入越高越好，但正如林毅夫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真正让“农民感觉苦”的，“不是苦在生产的强度、难度上，而是苦在……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付不起各种摊派上。”而“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付不起各种摊派”等，并不是农民收入低的问题，而是农民的权利问题：城市居民因为有国家提供的各种相对优厚的保障，所以他们不仅没有各种不合理的摊派，也比农民更有能力应对看病贵、上学贵的问题。农民只是因为生活在农村，所以没有机会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社会保障，没有机会享受“公共财政的阳光”，所以虽然收入在增加但仍然很“苦”。很明显，“归根到底”，如果城乡二元体制不改变，农民收入增加再高、增速再快也不能解决问题；反过来，如果国家通过新农村建设，在农村建立像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样的与现代化生活水平相关的所有公共设施，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各样的公共生活，农民增收才有意义。

　　无疑，所谓新农村建设，至少在现阶段，根本的问题并不是让农民去怎样增加收入，而是国家应当按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尽可能快速而充分地把在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下亏欠农民的一切还给农民，让农民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虽然林文把农民增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不恰当的，但文章所提出的一条政策建议是完全正确的：国家应当把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切入点，各级政府应“下决心调整投资方向，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

　　有一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林毅夫把农民快速增收看作是“归根到底”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因为其着眼点还在城市。林文说：“为什么1996年以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良好态势出现逆转呢？主要原因在于国民经济中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提出通过推进新农村建设来解决‘农村穷’问题，非常及时。”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现代化的大局，这也是必须尊重的现实，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不应当是为了解决城市问题。虽然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要解决、农村市场要开拓，但无论是领导者还是学者，如果心里只想着城里那“一亩三分地”，这新农村建设肯定搞不好的，这个观念必须转变。

　　最重要的是，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来说，只有把尊重和保护农民权利摆在突出的位置上，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才有正确的方向和导向，国家制定建设新农村的法律政策才能够找到正确的出发点和归宿；对于农民来说，只有把尊重和保护农民权利摆在突出的位置，才能把亿万农民的主体地位落到实处，才能真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国家的相关法律政策也才能切实有效地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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