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 1977年，王宏斌当选南街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此后两年，南街村粮、烟亩产“双超千”，但农业增产了，农民却没有增收，这使得王宏斌极为困惑。1979年，他听说新乡县刘庄村民“家有粮吃，手有钱花”，便与支部成员带着干粮，开着拖拉机到刘庄取经。

　　那一年，王宏斌在刘庄明白了一个道理：仅仅依靠单一农业，农民是富不起来的。回到南街，他们凑了3万元钱，办起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这是南街村的第一家企业。

　　也就是在那一年，有资料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见成效，粮食总产量6.6万公斤，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舆论认为，“大包干”给这小小的村子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而小岗村也在相当程度上驱动了历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脱缰。

　　南街村也实行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也实行过个人承包。直到1980年代的上半叶，家庭经营、个体经营和私人企业还是南街村主导的生产方式。但是，从1984年开始，南街村与小岗村背道而驰，走上了再集体化的道路，全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

　　就这样，小岗与南街遵循着各自的规则向着一个更复杂的体系过渡。它们之间本来没有任何相互关系。但是20年后，历史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动，作为中国农村分田单干、大包干的领头村，小岗村数次组团到已经高度集体化的南街村学习。他们在留言簿上写下：“南街村的变化，为大包干发源地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

　　掠去潮流的浮光掠影，这时的小岗，依然是淮河边上一个缺少资源、封闭落后的小村庄。通过小岗与南街发展轨迹的对比，很多人发出了轮回的感慨：小岗村的落后是放弃集体经济模式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必然结果；一大二公终究战胜了私有化。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之后，有人对南街村的治理结构所知甚少，却想当然地以为，破解农村社会结构难题的钥匙，就掌握在南街人的手中。

　　问题是，南街村的经验是否可以推广和普及？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本质上还是“能人经济”的模式，一旦它的头面人物退出政治舞台，是否还能坚持过去的光环并长期保持它的所有制优势？这种集体农庄式的联合，是没有自主权的联合，农民并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享受不到应有的民主权利，与有关专家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相去甚远。显然，有独立运行规则的南街村不能为我们打开一个“新农村”的完美世界。

　　我们必须看到，农民与土地的紧密血肉关系正在松驰，农村经济社会正在分化，农村社会形态正在重构，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如何运作，国家意志与农村社会如何对接，不仅关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关乎国家政权建设。我们不可能完全使用南街村的组织办法约束基层组织，但社会的发展又要求农民必须改变原子化的生存状况。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