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可以说，新农村建设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内容丰富，涵义深刻，是新时期“三农”工作的行动纲领。建设新农村，需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统筹谋划建设的内容、步骤和方法。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必须摒弃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的思想束缚，从传统的体制、制度与机制中跳出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发展，真正做到“两个倾斜”、“两个反哺”。千万不可再走到城乡分割的老路上去。

　　以政府投入为主。从发达国家农村现代化的实践看，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农村建设以政府投入为主。根据不同的建设内容，政府或全资或出大头或出小头。但从总体看，是政府出大头。二是政府投入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韩国“新村运动”实施时的政府投入在繁荣农村经济、刺激内需、拉动GDP增长方面，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同时，由于当时韩国实行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国际贸易纠纷日益增多，“新村运动”的实施，还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国际贸易压力。我国2003年人均GDP已经突破了1000美元大关，而韩国1970年开始实施“新村运动”时的人均GDP只有270美元。应该说，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而言，新农村建设以政府投入为主，是有条件做到的。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德政工程、民心工程，要防止少数乡村干部以新农村建设之名，行加重农民负担之实，败坏新农村建设的形象。

　　从实际出发。我国幅员辽阔，农村人口众多，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差异很大，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循序渐进，防止一刀切，一哄而上。但规划又要有前瞻性。一些发达国家新村运动结束后，农村人口日益稀少，大量房屋等基础设施闲置。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实行的农村教育达标，村村都修建了小学校舍；进入新世纪后，由于适龄儿童数量下降，实行村校、乡校合并，大量新校舍闲置。这些教训应该汲取。目前，我国农村老龄化现象也已经显现，在发达地区则更为突出，很多村常住人口大量减少。因此，新农村建设规划要有前瞻性，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

　　尊重农民意愿。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农民最迫切需要什么，怎样建设，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可以先行试点，典型引路。不能层层下指标，防止简单粗暴、强迫命令，搞浪费国力民力的“政绩工程”。

　　加强村级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必须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让农民群众当家作主。从历史上看，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实行的是“王权止于县政”（或称“皇权止于县”），对于广袤的乡村，则依靠封建礼法和宗族进行统治，漠视农民的权利，完全是封建家长制。这恐怕也是目前农村一些地方封建家长制比较严重的历史原因。加强村级民主政治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具体的操作，应该包括四个方面，即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民主选举已有多年的实践，法律制度尽管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毕竟已经有了。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鲜见成功的实践，更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要确保新农村建设成为农民满意工程，村级民主建设是一个重要保障，否则很可能走了样。

　　深入乡村调查研究。“五四”运动以后，大批知识分子怀抱“救中国必先救农村”的理想信念，投身农村调查研究，如陈翰笙、王寅生、钱俊瑞、孙冶方、薛暮桥、费孝通等；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进行了历时近十年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些实践，产生了一大批理论成果，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环境和条件与旧中国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同样需要大批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深入乡村调查研究、试验示范，进行理论的升华。一些国家的乡村建设，由于理论落后于实践，或多或少走了弯路。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谋定而后动，则事半而功倍，科学编制新农村建设规划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