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城市能给予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我们这一类人、这一群人更多的空间。这是不堪城管驱赶、含泪撒枣的洛阳农民李年红的“城市梦”。李年红的遭遇是成千上万进城谋生农民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他那交织着悲壮与辛酸的“黑色幽默”式举动，也正是这一阶层积郁情绪的一次爆发和宣泄。

　　类似这些事件无一不凸显了进城农民遭受体制弊端困扰之深。当前，农民增收出现了增幅下滑的趋势，“农民增收难”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难题。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当然要依靠“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但现在，“多予”固然还应进一步加大，但加大的余地终究有限；“少取”在废除农业税之后，差不多变成了“不取”；现在看来，“放活”上还有很大的着力空间。如果能把妨碍农民自主就业和创业的体制弊端铲除，那么，进城也好，在乡也好，无论是做个小买卖，打个小短工，还是去工厂、工地挣点力气钱，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圆自己的“致富梦”。其实，每一个农民身上都蕴藏着创造生产力的激情，问题是政府和社会要“放水养鱼”，要真正“放活”。

　　鼓励农民自主就业和创业，是中央的一贯方针，但在各地具体实践中，妨碍农民自主就业和创业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在乡农民创业普遍存在“三难”：一是贷款难。农民要想做个小买卖，办个小企业，简直是贷款无门，各大商业银行联袂向城市收缩，剩下孤独的农信社也是不大景气。何况，贷款要有抵押，但农民的房产不能抵押，土地使用权也不能抵押，农民只有去求民间借贷，但民间借贷又见不得阳光，怎么创业？二是经营难。开个小卖部，摆个杂货摊，都要花钱办执照、办年检不说，经常的是，开张没几天，工商税务就来收钱，也不管你赚没赚钱，怎么经营？三是销售难。办个小作坊，建个小工厂，货物一上路，就是关卡、收费，摊到成本里，货难卖；自己消化了，图什么？如果这“三难”解决了，小打小闹的，好歹自己就了业；规模大些的，多少还能带动家人、亲戚、邻居就业。能不能放宽贷款条件，多搞些适合农民需要和特点的贷款形式？能不能对农民一家一户小作坊式的微型企业不收管理费，不征税，对带动农民乡土就业大的农村企业也搞个“退税”机制？这是一种“放活”，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多予”和“少取”。

　　至于农民进城就业所遭遇的不平和困难，这些年大家已经有目共睹。从熊德明到李年红，从在城市卖桃难、卖瓜难到卖枣难，从城管殴打小贩到小贩刺死城管，都在说着同一个道理：“穷人的问题”固然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更是政治问题。不要小看一个小摊，它维持了一个进城农民小家庭的生活，盛满了他的儿女未来的希望。为什么要打碎他们这朴素的“城市梦”呢？现在有些城市以创建文明城市的名义，驱赶以进城农民为主体的流动商贩。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马路干净了，市容整洁了，城市好像文明了，离国际化大都市近了，城市政府政绩突出了；另一个是，小商小贩谋生更难了，市民生活不便了，中低收入阶层生活费用升高了，城管与小贩的矛盾加深了，和谐社会建设的难度增大了。孰轻孰重？这要看城市的管理是以人为本，还是以马路为本？是以所有居民安居乐业为本，还是以政绩和GDP为本？是以里子的实惠为本，还是以面子的虚华为本？一个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城市政府自会有明确的选择。

　　即将于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研究构建和谐社会问题，这体现了中央治国理政的以人为本。“农民增收难”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瓶颈，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难点。解决“农民增收难”，我们在“多予”和“少取”上已经下了大力气，现在是在“放活”上打开一个新局面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