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在维护农民工职业病防治权益等方面真的有所作为了，百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就一定会有大幅蹿升
5月，武汉市政府为武汉籍75万外出农民工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应该说这个举动在全国首开先河。
必须承认，农民工工伤和职业病维权，是个令人堪忧的大问题。22岁的高某到北京一个煤矿打工拉矿渣时，因车胎爆裂撞到了通道墙壁上，面部受了重伤。先是一个小包工头给了他2700元治疗费后就消失了；后是一个大包工头让他打借条陆续借给他5万元做手术，就再也不管他了。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申请仲裁，是败诉；诉至法院，是败诉。最后，找到市农民工法律援助站，也因证据太难找，依然难解困境。
心灰意冷的高某曾绝望地说：“如果维权不成只好自杀。”实际上，农民工因职业病、工伤伤亡，导致自杀和家破人亡的，真的不是一例两例的事儿。江西某乡的大批农民，到矿上打工打成了尘肺病的“病汉子”。不少“病汉子”的英年早逝，丧失“本钱”，竟至许多村庄几乎变成了“寡妇村”。
实在说，籍贯地政府为农民工安全买单，是农民工权益难有保障下的“无奈”选择。但这“无奈”，透出的却是进取，至少也是“救急”的善事。武汉市政府的作为告诉我们，身为公仆，就一定要直面现实，在解决问题特别是农民工维权难的问题中，哪怕是一点点儿的进步，都可以视为公仆意识的新亮点。在当下的中国，不为农民工权益保护直接或间接的做点实事儿，所谓增强公仆意识，无异于空话！
籍贯地政府为农民工的权益保护率先有所作为了，务工地政府自然更不能无所作为。其实，务工地政府真的一旦有所作为，更直接更有效。由河南农民工被骗到山西黑砖窑事件反映公仆意识的淡薄或缺失。举一反三，务工地政府弥补维权缺失，可做的事很多，如：坚决铲除“血汗工厂”、强制企业为农民工购买保险、直接将工伤、职业病保险待遇支付给伤者；简化工伤、职业病办理程序，方便农民工申请工伤、职业病认定。
一位全总的资深人士说，民工维权“现有的法规已经不少了，最大的问题还是执法问题。”要改变这一现象，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深圳宝安区政府构筑起职业卫生服务三级网络体系，让4300多家工厂的15万农民工远离有毒有害物质的侵害。这种做法为务工地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做出了较为完美的回答，同时也表明，只要有公仆心，任何富有创意的维权举措与作为，都会有它的天地的。
中国社科院调查显示，百姓最信任中央权力。有人说，这一信任隐含着对地方滥权的焦虑。这话，固然不错，却远远不够———譬如不作为的“懒政”，尤其是对农民工维权上的不作为“懒政”，同样是令百姓心焦的一大症结。
倘若在维护农民工职业病防治权益等方面真的有所作为了，百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就一定会有大幅蹿升。
(编辑：魏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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