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不了城市，也回不到老家。必须让农民工第二代同样成为城市的主人

　　他们踟躅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不少人眼神狂躁迷茫。他们是农民工流动人口第二代，一个在城市化进程与城乡分割体制难以调和的矛盾之中日益扩大的城市边缘人群。　　

　　在城市里，这个特殊的群体愈来愈庞大，但是，他们如何能够融入城市？

　　二代移民犯罪率上升 

　　《瞭望》新闻周刊的调查发现，一些大城市中农民工第二代的犯罪率正在呈上升趋势，他们可能在未来城市犯罪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比例。专家指出，解决他们的“文化认同”问题，将是有效预防犯罪的关键。 

　　记者在上海市少年管教所采访时得知：2000年上海市与外省市户籍的未成年犯人数比大致在6:4，这个比例持续到2002年，但是从2003年开始，这个比例开始倒置，即4:6，并持续到2004年，而2005年的比例已经是3:7，也就是说10个少年犯中有3个上海籍、7个外省籍的。　　上海市少管所教研处主任胡骞骜表示，在短短的5年多，在押犯少年的省市结构明显发生倒置，是十分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 

　　胡骞骜说，以前上海外省籍青少年犯罪以流窜犯罪为多，近年，来上海时间较长的外省籍少年犯罪现象开始出现，这区别于因盲目来沪在短期内犯罪的少年。经调查发现，这群特殊的少年可以称之为自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第二代。他们的父辈是80年代中末期来上海打工，并一直生存在上海，在他们通过各种生存手段站稳脚跟之后，便逐渐扩大生存基础，最终是让仍远在家乡的子女来到城市，也有的是在上海生下了自己的孩子。　　

　　他随机调查了83名外省籍未成年犯，其中有18人曾就读过上海的民工子弟学校，所占比例为21.69%，这些少年来沪时间最长的14年，最短的半年，平均来沪时间为6.5年。他们的父母最长的来沪20年，最短的来沪也有3年，平均来沪时间为10.22年。　　

　　记者在上海少管所采访了一个名叫刘明（化名）的少年犯。刘明今年18岁，老家在江苏淮安，近年来一直跟着父亲生活在上海。其父来上海已有20多年，对刘明的家庭教育除了打就是骂，刘明的门牙就是父亲踢掉的。由于管教不当，他染上了毒品，后因为盗窃被判刑四年。　　

　　胡骞骜介绍说，农民工第二代的犯罪主要集中在抢劫、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和强奸等暴力犯罪，以共同犯罪为主，较集中于过度追求物质享受，犯罪时的盲目性强。

　　难以融入城市导致心理偏差 

　　专家学者认为，农民工第二代城市犯罪率上升，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很难获得对城市的“文化认同”。 

　　作为城市结构的新生组成部分，他们不仅仅是生存意义上的融入城市，更在自我认同、生存方式乃至价值观等方面都试图融入这座城市，但屡屡受挫，让这一群体存在着较为强烈的不公平感觉，导致了自卑、怨恨等不良心理。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认为，跟第一代城市打工移民相比，其子女的诉求更高，“他们的父辈是以家乡为参照物的，是一种纵向比较，他们能够在比农村生活条件好的城市生存下来，就满足了。但他们的子女，也就是第二代城市移民并不这么想，他们是以有城市户口的同龄人为参照物的，是一种横向比较。跟父辈相比，他们的不满意度无疑要高得多。他们长年在城市生活，甚至在城市出生，对农村老家根本没有印象，但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他们还是被看作农村人。”　　

　　上海少管所理论研究室支部书记王荣祥说：“跟他们父辈不同的是，第二代移民在城市没有根，农村也没有根，这批人越来越多，融入不了城市，也回不到老家。不少人物质生活条件较差，社会适应能力弱，心理健康情况也不佳，容易走上犯罪道路。贫困不会产生犯罪，但是因贫困而产生的不满则可能引发犯罪。”　　

　　由于很难融入城市，第二代城市移民留下了心理创伤。2004年，一个名叫甄峰的安徽女孩因在上海就读时遇到歧视而自杀。 

　　记者在上海采访的一些农民工子女均表示：命运对他们不公平。刘明说，他羡慕城市，又恨城市。上海宝山区安南学校（民工子弟学校）一位小学生在一篇题为《我心目中的上海》的作文中写道：“我们外地小朋友的家庭、生活情况和上海小朋友比起来差远了。他们吃得比我们好，住的是几室几厅的楼房，上的是正规学校。而我们呢，吃得比他们差，住的是小房，上的是外地学校。他们上海人瞧不起我们外地来的，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瞧得起！”　　

　　对城市流动人口第二代来说，小小年纪，已能感受到城乡分割体制的切肤之痛，薄薄一纸户口，却是生命难以承受之重。

　　让城市成为他们的“归属” 

　　专家学者表示，全社会亟须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城市农民工子女在逐渐成年的过程中，能够比较好地接受主流价值观并融入其中。 

　　胡骞骜说，据统计，上海市以接受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工子女为主的学校有300多所，人数约在20万左右。面对这样一个新生的群体，在面对种种变数的情况下，如果有1%的人犯罪的话，后果可想而知。 

　　上海虹口区党校常务副校长王志远认为，现在全国很多城市的农民工数量庞大，像上海有500多万，一些区县的农民工数量与户籍人口之比已经1:1了。跟城市居民相比，这是有冲突的两个文化群体，如果不努力加大文化上的融合，尤其是第二代城市移民的文化融合，迟早要出问题，“第二代城市移民有形成庞大群体的基础，又有自己的亚文化，其中的文化、习惯力量很大，必须善加引导。”专家表示，从小的教育是让一个孩子接受主流价值观的最好途径，但是目前对第二代城市移民进行有效教育非常困难：他们在民工子弟学校接受学校教育，师资力量非常薄弱；家庭教育容易走向溺爱和暴力两端；他们在社会上，周围则是充满怨言的小环境。 

　　上海闵行区外来务工人员已经超过户籍人口，区教育局长柯碧华说，近年来上海采取种种措施，促使公办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上学，但是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只有小学和初中接纳农民工子女上学，初中毕业了，只能回原籍去上高中，但有些孩子原籍什么亲人都没有了，他怎么回去？只能选择辍学了。”　　

　　上海海事大学“三农服务社”社长、大二学生叶峰一年多来一直在浦东新区的几所民工子弟学校担任志愿者，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让民工子弟产生对城市的“归属感”。他正策划一个活动：民工子弟学校与城市公办学校联谊，让农民工孩子与城市孩子多亲近亲近。　　

　　“我希望他们对城市多了解一些，我们也可以在价值观方面引导他们一下。”叶峰说。 

　　专家呼吁，应当充分重视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与第一代相比，他们中一些人可能会更加趋于激进，诉求的简单化、暴力化和突发性将会更加突出，并形成基于贫困的恶性循环。对农民工子女需要支付“人文成本”，重点关注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完善体制外教育模式的管理；关注他们在城市化改革中的心理承受和宣泄方式，提供相应的心理诉求渠道；完善对他们合法权益的保障机制。（记者肖春飞 苑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