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民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成都与重庆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将通过改革，在原来的城市郊区实现广大农户身份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化、就业从农村向城镇转变、住宅从平面向立体转变、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价值的转变。

　　经过不到30年的改革开放，到2006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提高到43.9%。但是直到现在，促进城镇化进程的改革还存在不完善、不彻底、不规范的地方，城乡之间的分隔状况没有彻底改变。城乡之间的最低生活保障、兵役、交通事故与安全事故赔偿标准不一，甚至出现同命不同价的社会不公问题；农民工进城收入过低，同工不同酬，并缺乏“三险”保障；对进入城镇的农村居民征收高额增容费等不合理费用等。因而，进一步探索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很有必要。

　　近日，国家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以通过局部改革方式积累经验，以深化体制改革破解城乡结构性矛盾、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突破、新探索。

　　从选择区域来看，此次选择的两个区域都位于西部地区独具匠心。以往的特区与配套改革试验区都设置在沿海地区，主要突出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及相关的政府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改革。而本次的改革配套区设置在西部地区，说明一些形式的体制改革完全可以从西部地区寻求突破。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全国各地对于改革的急迫性与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先行改革的区域，都在改革中真正受益，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将试验区设置在西部地区，既反映了解决西部发展的问题不仅需要西部大开发，而且需要体制与机制上的改革。国家将改革试验区设置在西部地区，反映在改革试验区上公平推进的思想。

　　另一方面，改革试验区的设置越来越带有自下而上设计的特点，西部地区能够提出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构想，说明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西部地区领导干部越来越具有全新的市场观念，具有在某些方面率先发动改革的新思维。实际上，中国农业改革的发祥地之一就是包括重庆与成都在内的原四川省。此次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落户重庆与成都，再次说明西部地区不乏改革基因。

　　从要素组合与流动的角度看，在成都与重庆市设置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符合两个市的市情与需要突破的重点。在沿海地区设置的特区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通常立足于在对外开放中围绕开放建立新型管理体制的试验和探索上先行一步，主要目标是汇集资本，建立起大进大出的制造业基地，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体现物本发展起步然后促进人本发展的思想；而西部地区此次设置的试验区，主要在于成都与重庆都是我国重要的人口密集区域，三峡库区还有大量人口需要移民，面临人口与劳动力向城镇化转化的巨大压力。通过赋予农村居民以城镇居民的待遇，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并进行土地利用方向的适度变动与调整，以解决城镇化与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短缺问题，以城镇化促进工业化，推动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体现人本发展起步促进物本发展的思想。

　　从发展模式上看，成都与重庆市作为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充分体现城市化模式上的重要创新。通常而言，目前的城镇化方式有两种：一种模式是人口向城镇移动和集中，其主动移动的一方是人口，城镇被动地接受人口的移入，结果是导致人口的过于集中，交通拥挤、布局失调等问题也接踵而来；另一种模式是城市向外部扩展。这其中也有一些教训。人们常说，美国的城市是无边界的，汽车开到哪里，住房就建到哪里，反映城镇扩展的规划性不强。在改革开放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的城镇化基本上是以人口向城镇集中的模式为主。2000年以后，由于交通、住宅需求的扩大，城镇主动向外扩张的愿望日益增强。但是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土地征用、拆迁、补偿、安置等方面的规范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引起不少地方失地农民、开发商与地方政府的巨大利益冲突。

　　成都与重庆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立，将会实现通过转化农民的形式彻底解决上述矛盾。通过改革，将在原来的城市郊区实现广大农户身份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化、就业从农村向城镇转变、住宅从平面向立体转变、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价值的转变。农民身份转化为市民，意味着以往的农户能够得到相对可靠的经济保障；农村住宅向城市住宅的转变，意味着土地的节约利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意味着农户会得到城镇燃气、用水、有线电视、医疗保障、教育等与市民一样的高水平服务，意味着农户福利的提高。在新的城镇化背景下，将更有可能实现利益的多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