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委书记杨信在小组讨论时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方向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的差别。为达到这一目的，除了要继续加大农业投入及调整投入结构外，就是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而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是改变现行的土地制度。

　　杨信代表谈到，总理报告上讲，今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难度加大。另外从城乡收入的差别看，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大家非常关心这种局面什么时候能逆转，什么时候能有所缓解，城乡差别扩大的速度能否减缓。现在还看不到城乡差别在缩小、看不到农民增收比城里高。和谐社会离不开城乡的和谐，离不开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和谐。中国农民占多数，农民不富，国家不富，农村不强大，国家不能算昌盛。

　　为解决“三农”问题，杨信代表的第一个建议是在农业的投入上，投入总量加大，投入结构调整。国家如果重视“三农”，还应该再加大点投入。另外，过去农业投入把大江大河治理都包括了，那里边不能完全算成农业投入，这是一个投入数量，有必要也有增加的空间。再一个就是投入结构，需要调整。其一是项目结构。比如粮补，有好处，对农民来说直接得到实惠，直接看到效果，对党和国家更感谢，心里更温暖，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但这种投入从长远看，效果不大，形不成更大的生产能力。现在农村投入就见效益的项目很多，基层干部常常反映，这些钱集中起来搞个农机合作社，农民不仅一年增收，年年增收，解决了农业机械的应用问题，土地耕暄了，地力培育了，对提高效益都有好处。和农场比，垄挨垄，地挨地，农场的效益就高。这属于大机械起作用，连片经营。还有水利，尼尔基水库上马了，但是下游不配套，包括原来的水利工程没有恢复，靠农民集资不允许，也做不到，也力不能支。这些明确都应该国家负责，但是现在不要说新开辟灌区，包括水田、灌溉，就是老灌区的恢复，我们就有二百多万亩的潜力，能不能把国家投入的钱在项目上好好调整，往增加粮食生产能力上多投入。其二是区域结构。全国各地都一个政策，都粮补，像黑龙江这样的地方，对国家粮食贡献大，给了钱多出粮，对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作用非常直接、非常明显，建议国家集中投入。

　　杨信代表的第二点建议是，现代农业离不开提高农业效率，规模经营，没有规模的农业不会是现代农业，现代农业离不开农业机械化，同时，还是应该重点研究研究农村现行土地制度，建立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土地制度。

　　杨信认为，在土地制度上，应该解放思想，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不仅仅就生产力范围研究，还要研究研究生产关系。现行的农村土地政策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调动了千家万户的积极性，对当时解决温饱问题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但任何事物都不是一劳永逸的，这种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的经营制度，现在暴露出的弊端越来越多，已经严重地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第一，农民始终没有把地看成是自己的，只种地不养地，培肥地力不去做，水土的流失也没有治理的积极性。这从长远看对保证粮食生产能力是不利的。

　　第二，造成生产力的明显的双重的多重的浪费，有能力的农民那点地不够种，没能力的那点地在他手里攒不住，同样地挨地，这家可能一亩地效益达到1千，另一家可能不挣钱或者赔钱，这就是生产力的浪费。

　　第三，把农业自我封闭起来，不是那种开放经营，农业本来应该是开放的，吸引投资的，但是很难说服外来投资者，一涉及到土地问题，产权不清，三十年或者十几年、二十年一变，没人敢在土地上下功夫。

　　第四，束缚规模工程，土地承包经营在农村不值钱。他把承包的地转让出去换不回几个钱。不足以让他开辟新的生产之路，搞二三产业，即使他没有多少效益也不愿意流转，所以流转的比例非常小，形不成规模，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还是小生产状态，没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第五，这种土地制度和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背道而驰的，农村土地这么一块大量的有形资产还是在政策配置资源，没办法按市场配置，集体的没权卖，别人也没权买。

　　第六，也不利于发育新的公有制经济。中央已经明确公有制经济最好的方式是股份制，农村的股份制没法搞，产权是一家的，都是集体的，这种制度应该考虑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