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普通通的河南乡村医生马文芳，作为全国82万乡村医生的唯一代表，走进中南海，参加了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及“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的座谈会。会上，马文芳与来自卫生系统的其他两位高级专家共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国家大事。

    最近，更有不少网民发帖，热推马文芳为“2006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是什么让一位普通的乡村医生成为总理的“座上宾”？又是什么在打动人们的心灵，让许多并不熟悉他的人发出同一种声音？奔赴河南通许县苏刘庄村，在采访中记者渐渐体悟到，从最初的报答之情，到责任之感，再到奉献之举，促使着马文芳38年来坚持为农民服务的，正是他那颗感恩的心…… 

    马文芳在爱心诊所为村民看病。 林颖摄

    “温总理肯定了我38年的行医生涯。” 

    马文芳所在的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位于三县交界处，地点偏僻，连县城的司机进村都要一路问路。不过，只要一提起马文芳的“爱心诊所”，当地人没有不知道的。在村民的指点下，经过五六次周折，记者在下午时分终于找到了马文芳。

    马文芳出门迎接。这位脸庞黑黝、中等身材的河南汉子，略带疲惫的眼神中流露出憨厚和质朴。他告诉记者，上午病人最多，根本抽不出空来谈，下午人少一点的时候才抽得出身谈话。 

    马文芳带着记者参观了他的爱心诊所。楼下三间诊断室，一间住院室。住院室里，躺着一位患脑血栓的老人。马文芳上前用听诊器听了听他的心跳，老人伸出手来握着他的手问：“马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出院？”楼上，还有一间宽敞的健康教育室。“为什么设置这个教室？”记者问马文芳。他说：“这是我定期给村民上预防保健课的地方。”

    对乡村医生马文芳的采访，就在参观中开始了。“激动，那是太激动了。能见到总理，我这辈子做梦都没想到！”时隔半年，想起今年年初的那次接见，马文芳依旧兴奋不已。 

    “我咋知道呢？卫生厅的人一个电话通知我，说总理想听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及‘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的意见，请了三个人去谈农村医疗问题。一位是疾病控制中心的专家，一位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还有一个就是我。接到通知以后，我们全家人两天两夜没合眼。我又不是政府官员，又不是全国人大代表，你说，全国那么多乡村医生，总理为啥要找我去座谈？”马文芳感叹自己很幸运，一遍又一遍。

    今年2月6日，京城里零星的鞭炮声响让人们还沉浸在农历春节的喜悦中。下午2点30分，马文芳被准时送进中南海小礼堂。2点50分，温家宝总理出现在小礼堂门口。 

    “一见到我们，温总理就抱歉地说，春节没过完就让大家来开会，真是对不起。然后很快转入正题说，把你们请来，是希望政策能从基层反映上来，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要说实话，有什么问题，有啥意见建议，都直接说出来。”马文芳回忆道。

    这么一来，马文芳打消了心头所有的顾虑。等到他发言时，马文芳甩开准备好的发言稿，把38年来在乡村行医实践的思考一一向总理道来：“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建立农村医疗合作体系迫在眉睫……”

    听他提意见时，温总理非常严肃认真。最后作会议总结时，总理先后三次提到了他的名字，还不断强调“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 

    “临走前，总理还问我：‘如果让你干合作医疗，能不能干好？’我说：‘能，一定能！’” 

    离开中南海，马文芳带着对总理的承诺，也带着对自己的信心，踏上了返乡之途。2月7日清晨，他回到了家，但是，他的“神”还远远没回来。“回来以后，我还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每顿要一小盘咸菜加几个馒头，也吃不下多少，脑子里尽是中南海的事儿。”

    在马文芳看来，这一次与总理的见面，无疑是对自己38年乡村行医生涯最大的“肯定”。当地农民淳朴地感叹：这是不是老天对马文芳行医的一次重大“奖赏”？ 

    全国千百万乡村医生，为什么唯独他被选中进京议事？ 

    偶然之中，实有必然。 

1961年的169元钱改变了他的人生 

    记者很好奇，是什么力量支持着马文芳38年来一直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里行医？ 

    “就是那1961年的169元钱。”马文芳感慨道。那年“困难时期”，马文芳的母亲不幸得了伤寒病。马文芳的家在三个县的交界处，离每座县城的卫生院都很远，家里穷得底朝天，也没钱送母亲去医院，只能眼看着母亲在家受折磨。

    “听说我们家的事，乡亲们少则三毛，多则五毛，一共捐了32元钱，我才抬着母亲去治病。可是，到了县卫生院不到5天，母亲就去世了。而就在我母亲去世后第五天，我可怜的弟弟又得了伤寒病。我们全家抱头痛哭，没了办法……”

    心灵最深处的记忆被勾起时，这位中原汉子的眼眶开始湿润。 

    就在他们全家陷入绝境的时候，温暖，从四面八方涌来。 

    马文芳破落的家门，不断地被人敲响。 

    小脚的老奶奶，拄着拐杖，迈着颤巍巍的步子来到马文芳家，从衣襟的口袋里掏出带着体温的纸币，一分钱，两分钱，皱巴巴的，塞进马文芳的手里，说：“娃儿，姥没啥积蓄，快给你弟治病去。”下地归来的叔婶们，奔进马文芳家，手里拽着挣工分发下来的钱，三毛，五毛，塞进马文芳的手里，说：“娃儿，快，快送医院。”

    “一分，二分，五分，最多的捐了五毛……要知道，那个时候，一个鸡蛋就是两毛五分钱，一个月一家人还吃不上一个鸡蛋。”马文芳回忆着激动起来。 

    一个庄又一个庄，乡亲们几乎倾巢出动。20多天里，苏刘庄村民竟然凑起了169元钱。169元，在1961年的中国农村几乎是个天文数字。马文芳手捧着169元钱，泪流满面，跪在乡亲们面前。 

    马文芳的弟弟被送进了开封市的医院。但是，弟弟的命还是没救过来。抬着空担架回家的路上，马文芳心如刀绞。在他心灵深处，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在呼喊着：“在农村，一定要有医生，一定要有为父老乡亲们治病的医生！”从此，马文芳立志要成为一名乡村医生。 

为乡亲们看病，这种报答没有尽头 

    13岁那年，马文芳到县城里，到处打听哪里有中医。一找到医生，他就跪下拜师。很多医生都嫌他年纪小，不愿收他为徒。有人告诉他，通许县城里有一位姓傅的老中医，心地善良。马文芳找到傅医生，“扑通”一声跪下不肯起来，说道：“求求您教我吧。”傅医生被感动，收他为徒。

    为了找傅医生拜师学艺，马文芳一连失踪了两天，急得村里人点着火把到处找他。拜师成功后，马文芳从县城一路摸黑，半夜一两点才回到家里。 

    从此，马文芳开始了学医生涯。1968年，马文芳又有幸进入卫生学校接受正式的医学培训。经过一年专业学习，他被分配到大队的卫生室里当医生，为乡亲们看病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在那个年代，乡村医生是半农半医的身份。穿上白大褂，给人治病，就是医生；脱下白大褂，下地劳动，就是农民。乡村医生维持生存的方式，其实和普通农民没有区别，就是依靠劳动挣得工分。而给乡亲们看病，几乎相当于“义务服务”。

    马文芳从当上乡村医生的第一天开始，就实践着自己感恩的承诺。对于村里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他心里都清清楚楚。任何一位病人，都能随时随地将他召唤到跟前。“村里哪一家我都跑过，每家跑过不下100次。这么多年，药箱用坏了好几个，帆布背带磨断了四五条。”

    河南的冬天很冷。大雪天里，老人和儿童患者最多。天冷，病人不愿意跑到诊所，但只要家属到马文芳家门口，冲着墙里大喊一声，几分钟后，马文芳就会背着药箱出现在门口，赶往病人家中。 

    冬天的晚上，天越寒冷，得突发病的病人就越多。马文芳有时一个晚上要出诊五六次。常常被窝还没焐热，又听到病人家属的呼唤。一趟趟出门进门，被窝冷得像冰窖。马文芳说，回到家，自己都不愿意再钻进被窝。

    38年来，马文芳每天七点左右开诊，几乎一直忙碌到午饭时分，没有一刻停歇。吃过午饭，顾不上休息又忙开了。 

    “你发现我的脖子有啥特点？”马文芳问道，“看我的脖子歪不？”一经提醒，记者才发现，他的脖子似乎总是朝右边歪。“职业病。因为我一天到晚老这么歪着头给人看病。”马文芳笑着说。记者问：“您这么卖力看病，就是想报答乡亲们？”马文芳回答说：“是，我一生都忘不了那169元钱，忘不了当年父老乡亲对我的情义。”记者又问：“那您觉得，做到什么程度算能够报答他们了？”马文芳想都没想说：“我一生所要报答的，没有尽头。” 

从报答升华为责任，他履行着守护健康的职责 

    马文芳经常说：“父老乡亲的健康，如果我不负责，谁来负责？”正是那“还不尽”的169元，让马文芳始终怀抱一颗感恩之心，让这份乡村医生的职业，从一种全心全意的报答，逐渐变成他一生不停追求的事业。这份对父老乡亲的感恩之情，也衍变成了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一位医生对生命的爱护、尊敬和责任。

    在苏刘庄村，每个降生到这个世界的新生命，要报到的第一站，就是马文芳的“爱心诊所”。少年时代，马文芳曾亲眼看到年幼的弟弟因感染伤寒病死去。多年行医的经验，又让马文芳意识到了预防疾病的重要性，尤其要加强对儿童群体的传染病预防。

    随着财政对卫生保健投入的减少，当地不再对儿童实行免费接种疫苗。但在苏刘庄村，马文芳凭着一己之力，接过了义务接种疫苗的接力棒。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马文芳坚持每年6到10次为本村300多名儿童义务接种防疫，并为他们每个人都建立了防疫卡。为此，马文芳自己买各种疫苗，自己接种，还把为儿子结婚准备的7000多元钱都搭了进去。

    周边村子都有孩子得过麻疹、乙肝等传染病，只有苏刘庄村的孩子们，幸免于这些疾病的侵扰。 

    不仅如此，马文芳还为村里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他打开一个抽屉，拿出几十本健康档案，上面详细地记载着村里每位健在老人的身体情况。在马文芳看来，这些普通的档案，不是冷冰冰的病情记录。

    “三十多年来，我手中的老人档案在悄悄地更替着。最早那一批老人都已经作古，现在手中的档案早已全部更新过。当然，每隔几年又会收藏起来几本。”每当一位老人去世后，马文芳会温柔地翻阅它，整理好它，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它收藏起来。在这些档案中，记录了村里每位老人与马文芳交往中的温暖情义，记录了马文芳对他们生命的责任和尊敬。

    对于苏刘庄村2500位村民而言，马文芳就是他们最忠诚的“健康卫士”。20多年来，马文芳坚持在每年两次的农闲时节，为本村村民免费体检。 

    “每次体检，都能发现其中有20％的人患上了肿瘤、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这些病如果能及早发现，及时治疗，病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一些病人还能恢复健康。如果没有体检，很多病不能及时发现，等到发现了，可能已经难以挽回生命了。”因此，在马文芳看来，免费体检是他作为一位乡村医生，守护一方百姓健康责无旁贷的使命。

    如果苏刘庄村没有马文芳组织的免费体检，到县城的医院一次体检的费用至少要100多元，而农民大多舍不得花这笔钱。显然，苏刘庄村的村民无疑比其他地方的农民幸运得多。 

    “非典”时期，是马文芳工作最艰苦的一段时期。“那时候非常紧张。我和有关部门清点了苏刘庄村外出务工村民的人数，一共是226人，大多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到了农忙季节，外出务工的乡亲们纷纷返乡。我站在进村的路口，整整两个月，给每个回来的人量体温，发维生素、板蓝根，还告诉他们怎么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那段时间，马文芳的父亲患了严重的感冒。马文芳为了防“非典”，忙得连着两个月都没有回家一趟。父亲因感冒过重，引发了其他疾病，没过几个月就去世了。马文芳至今还感到很内疚。 

    爱心诊所是他的全部家当，也成了穷困病人的免费旅馆 

    不仅对父亲，对家里其他人，马文芳都逃避不了一种内疚的情感。作为一位乡村医生的他，既为乡亲们的健康尽力着，也有着一份普通人的淳朴心愿，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

    但他总是为着尽乡村医生之职，而一再“牺牲”这份心愿。 

    记者看到马文芳的“爱心诊所”时，不禁发出赞叹。对于一位乡村医生，能拥有这样上下两层楼共10间房间的个人诊所，可以算得上一位“超级”乡村医生了。 

    诊所达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几经周折，几乎耗费了马文芳全部家当。现在，诊所得到了当地政府一定的资助，更是锦上添花。 

    但是爱心诊所20多年一路走来，它的生存状况远比想象中艰难得多。 

    1980年，马文芳开始筹办“爱心诊所”，他和妻子商量，掏出了自己绝大部分的积蓄，还找了亲戚朋友凑钱。结果，开办一年后，诊所不但没挣到钱，还面临倒闭的危险。“欠，第一年就被乡亲们欠得连本也没了。”马文芳幽默地说，“乡亲们跑过来看病，你当然得给他看，看完了他说暂时没有钱，我说就欠着吧，结果一年了也没还上。那时候我们这里穷，你怎么忍心向乡亲们讨钱？”

    马文芳说的“欠款”，绝大多数就是一次看病一两元钱的打针费、医药费。但是，在农民眼里，点滴的钞票就是他们一天的开销。 

    “诊所关闭了，但就关闭了一天又开了。”当时，马文芳在村干部和朋友的接济下，又凑了500元钱，救活了诊所。“没法关，也不能关！”马文芳说。从那个时候起，马文芳的诊所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成了一家名副其实的“爱心诊所”。

    20多年来，马文芳倒贴的医药费达20多万元。直到今天，他手上还有5万多元的欠条。他特别能了解农民手中的血汗钱来之不易，因此给诊所订了几条为农民“省钱”的规矩———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小针的不打大针（吊针），能不住院的不住院，不进一盒几十元的药，开相同的药效中最便宜的药。

    遇到一些危重病情的病人，不得不住院的，爱心诊所几乎就成了免费旅馆。马文芳不但免除一些穷困病人的医疗费，还给他们提供免费的食宿。 

    “这样爱心诊所能不能维持正常的运转？”记者表示担心。马文芳算了一笔账：“现在，每个月毛利2万元，扣除各种成本、税收，纯利润四五千元。但是，我拿不到这么多，因为每年还有定期的体检、免疫项目，这里头要花三五万元，都得我来掏钱。算下来，一个月的纯利润最多一两千吧。”也就是说，爱心诊所每个月收入就只能维持马文芳一家五口人并不宽裕的生活。

    “现在很多乡村卫生站被私人承包，开诊所的利润相当高。你怎么看爱心诊所微薄的收入？”记者问道。 

    “我一个月还是有一两千元收入，比起乡亲们种地好多了。我也算是在村里过上好日子的人，还有什么不满足？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样在精神上很快乐。”马文芳乐呵呵地回答。 

    这种精神上的快乐，是有感染力的。马文芳这颗朴素而晶莹的感恩的心，让当今社会一些斤斤计较、不讲情感、不讲奉献、只会索取的心灵，顿时黯然失色。 

    从报答，到责任，再到奉献，乡村医生马文芳的付出也许早已超出了作为一位医生的职责，但这也许正是马文芳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在记者即将结束采访时，马文芳又提起了见到温家宝总理的那一幕。他说，自己很幸运，见到了温总理，他的诊所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呵护。但是，全国乡村医疗卫生站大多数条件简陋，设备陈旧，现状不容乐观。乡村医生的生存状况也朝不保夕。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不容易解决。因此，他期待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全面实施。

    “明年1月1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将在全国铺开，那时候我们村和我的诊所都会纳入到这个体系中，到时候你再来采访吧。”马文芳眼中满是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