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记者本人在随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吉利教育资助计划的工作人员查访贫困生时的一张支出清单：

    从成都到重庆再到万州一个往返，交通费大约花去４５０元，食宿费１００元；从成都再到康定、炉霍一个往返，交通费大约４４０元，食宿约２００元，总共费用约１１９０元。

    对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吉利教育资助计划的工作人员王昆强来说，这只是他工作开支的一小部分。早在６月下旬，他就和其他两位工作人员来到成都，到四川各县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去宣传他们的计划，并请他们推荐贫困学生。从７月下旬开始，他们进入访问核实阶段，对贫困学生逐一遴选。 

    事实上，工作人员为核实一个孩子，要翻山越岭、舟车劳顿，期间所花的精力，更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为赶时间，记者和工作人员昼夜兼程；为节省开支，吃的是最便宜的路边摊，住的是最便宜的小旅舍。来自平原的记者，还要面对平均海拔３０００米左右的高原反应，有点小毛病，吃点药继续前进。王昆强感慨地说：“我为自己的这种付出骄傲。” 

    感动之余，记者不免想：花费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如此查访一两个贫困生是否必要？为何不能把查访贫困生的工作，交给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或相关机构去做？ 

    对此，吉利控股集团显然有所顾虑。“吉利大学曾经办过一个宏志班，免费招收革命老区的贫寒学子，但其中一些学生出手阔绰，品学不优，根本谈不上贫困。”吉利控股集团副总裁、北京吉利大学罗晓明说。而这些学生，正是当地一些政府部门推荐的，后来发现，这些学生多与有关部门的领导有某些关系。北京吉利大学党委副书记席德尧说，非贫困生占用受助名额，就意味着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生得不到帮助；另一方面，一些学生和家长通过裙带关系、提供虚假信息而获得优惠，会影响其他学生的心态，败坏社会风气。于是，吉利集团更愿意亲力亲为去寻找核实每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学生。 

    这固然是个弥补诚信缺失的方法，但实地查访的代价是否太高？根据吉利的预算，用５０００万元寻找１０００个学生，那么，分摊在每个学生身上的花费是５万元，而提供给每个贫困学生资助的最高额度为４年２．４万元。那么，用来寻找一名合格贫困生的成本竟然达到２．６万元！ 

    作一个简单比较，就算通过其他机构寻找到的贫困生中，每资助的３个学生中只有两个学生来自贫困家庭，那么，用５０００万元资助的贫困生数量，也远远多于吉利预算的１０００人。何况，社会诚信度真的如此不堪吗？ 

    在用２．６万元去查访一名贫困学生的行动中，吉利控股集团也许有更多的考虑。其实节约求证贫困生成本的办法，仍可另辟蹊径。比如美国有些高校在华招生，不仅要看学生成绩和自荐材料，还发动各地校友义务帮助面试核实，其成本明显要比从美国赴华实地核实要低得多。 

    当然，更大的希望，还是要寄托于农村基层政府和相关教育机构的诚信上面。如发现不实，当采取严厉手段予以追惩，退回非贫困生，并向上级纪委建议警诫相关官员，想必还是会让一些人收敛的。现在的问题是，欺骗手段往往无需冒太大的风险，付太高的成本，某些官员何“乐”而不为？ 

    记者仍然希望，能想出办法，用有限的资金去资助更多的贫困生。看着大量资金被消耗于寻访途中，而不是实实在在地落在贫困学子身上，实在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