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这是关系到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措施。但是什么才是适合中国国情、对中国农业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呢？去年一些媒体报道了个别地方在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中，把乡镇农技推广机构统统转制为企业或中介组织，全部实行“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这种做法在全国农业系统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也让很多关心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同志颇为焦虑。近日，记者采访了美国康涅狄格大学自然资源管理与工程系教授、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美国校友会会长杨秀生。始终关注祖国的发展，经常回国参与考察、交流与合作研究的杨秀生博士，以美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范例，结合中国自身的特点，谈了自己对农业技术推广的独到见解。

    我国农业推广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

    经过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杨秀生发现国家在农业科技推广方面花费的成本很高，但是效果并不好。目前的农业技术推广站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缺乏专业知识更新渠道，知识严重老化，不适应或无法解决很多新的问题；第二，作为政府官员，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认为自己的管理职能比服务职能大，服务方式单向、被动；第三，某些政府部门改革制度，让其自负盈亏，部分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只想着如何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获取回报赚大钱，这显然有碍于把最有效的技术推广给那些最需要这些技术的农民，尤其是那些尚未脱贫致富的农民。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的各类主体、各种资源、各个要素缺乏有效整合，没有产生整体优势。现有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已不能适应农业、农民、农村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新形势。

    那么,到底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是公益化还是产业化？杨秀生认为,“购买”的方式不适用于多数公益性农技推广。

    第一，公益性农业技术的推广是政府应该主动承担的责任。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同时代表着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任何情况下，粮食安全都是政府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而农民能够在从事农业的活动中安居乐业则是政府农业政策的根本。由于农业生产的微利性、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和现代农业生产对科技的依赖性，政府必须帮助农民掌握公益性的农业科学技术。广大农技推广人员进村入户，不仅能为农民提供粮食市场信息，帮助农民调整品种结构，采用节本增效、优质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把促进粮农增收落到实处，而且能大力宣传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为发展粮食生产出台的优惠政策，为我国粮食实现恢复性增长和稳定增产作出重要贡献。如何调和农民的眼前利益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些工作，是无法用简单的“购买”来完成的。

    第二，除了企业的技术产品外，大部分农业技术属于公共产品，是政府出资研究的成果，不光技术具有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而且研究项目本身就有推广和应用的内容。在国家对公共产品的推广中，任何农民对某种技术的采用都不会限制，甚至会鼓励其他农民对该技术的采用，这就是农技推广所希望的“搭便车”现象。如果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定价和“购买”，任何有效农业技术的推广范围都会被相应的价值补偿所界定和限制，从而使其所产生的效益大大低于社会需求。所以农业技术推广经费需要政府财政来保证。

    第三，多数农业技术具有很强的社会生态效应。首先，一方面农户可以从中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也会从农民广泛采用先进实用农业技术中大受裨益，且收益程度与其普及率成正比。所以农业技术推广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其社会经济价值难以准确度量，故无法定价，更谈不上“购买”。其次，农业技术特别是种植业技术的应用环境大多是开放式的，受自然、社会环境条件影响大，不确定因素多，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其期望的技术效果和经济效益。这类技术应用的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不一致，靠市场机制调节无法达到最优供需平衡状态。

    第四，从农业技术推广所必需的硬件和人力因素来看，公益性农技推广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连续性，难以分割零售。动植物检疫、病虫害预测预报、耕地质量、监测预警等基础性技术服务工作，不仅要有长期系统观测和资料积累，而且需要富有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不间断地进行研究、分析、更新。而为农民提供科学种养技术现场指导，也需要经过长期培养锻炼的复合型专业技术人才。而这些都不是企业或非专业人员所能承担的。

    杨秀生指出，除了国家技术推广体系，还有一种以企业为主体的农产品推广体系，比如某公司培育了农作物新品种，品质更优良的新种子，就会想方设法推销给农民，而这种农业技术的推广并不是从农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给公司带来更高的利润。这种推广体系产生的作用和国家的推广体系有本质的不同，不能代替国家的公益性服务性占主要成分的推广体系。

    构建政府领导、农业大学主办的农技推广体系

    “我认为美国的国家农业推广体系值得我们借鉴。”杨秀生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政府领导、农业大学主办的农技推广体系,其主要特点是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大学建立农技推广站或中心，并负责组织、管理和实施基层推广工作。

    美国最早是农业立国，从建国起就有专门的财政拨款补助农民，政府对农业相当重视。每一个州农业技术推广的最高主管都是州立大学农学院的院长或副院长。州一级推广机构设立在农学院，农学院院长或副院长兼任推广站站长。农学院同时承担农业教学、科研与推广工作。农学院的所有教授对推广农业技术都责无旁贷。推广体系的核心就建立在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和科研机构里，县级推广办公室是联邦和州农技推广机构的代理，人员由大学推广站组织评审小组按聘用条件择优聘用，属于大学的编制，当地人遇到问题就找他，他有不懂的地方就可以直接联系农学院，找到在气候、土壤、动物、植物病虫害等领域的权威教授，农民也感到放心。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会定期主动给农民进行培训和开设讲座，但是不可以向他们推销特定厂家的产品。整个推广体系一方面不存在知识更新的问题，因为农学院的教授就是站在学科最前沿的人，另一方面该体系纯粹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服务机构，不会代表某个厂家推广产品，能够公正地告诉农民目前最好最实用的技术是什么，耕种作物应从哪些角度考虑。

    美国农业技术推广的最前线设在每个县的办公室，但是技术的依靠力量是州立大学的教授。而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体制不顺、信息阻塞、服务渠道不畅通，有时明明懂得这种技术，明明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农民就是找不到与科学家交流的渠道。

    美国州立大学农学院的教授都有一定的责任配额，例如40%的研究、40%的教学、20%的推广，总体上会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力量从事推广。“但是一般没有任何推广任务的教授也会主动去做。知识分子的价值就体现在如何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人类谋福利，能为农民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大多数要求实现自我价值的科学家都会乐于奉献的。”杨秀生讲了当年他在康奈尔大学上学时的事例，“后来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当时是我们的系主任，快下班时，一个农民突然打来电话，说种的土豆有问题，电话挂断后，系主任立即拉着我们几个学生一起去那个农户家，他去解决问题，而我们则是现场学习。这种对农民的技术帮助完全是免费的，农业技术推广在美国就是大学的分内事，做推广的都是搞研究的教授，他们懂得这个领域最前沿的知识和最实用的技术。”

    美国所有的推广体系都是商业化的，唯独农业推广体系是绝对不向农民要一分钱的。因为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受自然力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特别大，一旦遇到灾害就很难有自救的能力，最需要外界的帮助。

    杨秀生认为，应当模仿美国的机制结合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技术推广体系。首先，农业推广的职能应当主要由农业大学结合农业科研机构来承担，在当地中学设立分站，设置一到数名能直接接触农民的教师，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知识传承结构。该教师主要是为农民解决农业生产操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同时在科研人员的帮助下可以教授一些关于农业的课程或讲座。他的编制应该在大学，他不一定懂得所有的农业技术知识，也不一定是某领域的高精尖人才，但他遇到问题时知道能找大学里哪些人来解决。因此，构建全新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已成为建设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和紧迫任务。

    着重引进管理型人才

    人才数量的多少和人才素质的高低，教育质量的好坏和教育成果的大小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国内很多大学争先恐后地引进很多外国专家以提高学术水平和科研力量，但杨秀生认为更应该引进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对国内国外都很熟悉的管理型人才，他们带过来的不是几篇文章几个实验室，而是一大批人才和先进的理念。虽然在现有体制下少数管理人才的引进对思维方式、管理水平、工作方法的改变可能不如某些科研项目那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中，对中国教育水平的提高、科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发挥的作用非常大。试图用三年五年的时间打造成世界一流水平，这样的目标对国内大学来说是盲目的且不切实际的。不如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在管理层上引进一些人才，观念和体制的创新是先导,以此推动实践的创新。

    “我现在在美国的大学工作，暑期的工资是从科研项目中支取的，而我每在国内呆一个月就会损失一万美元左右的工资，但是我不计较这些，常常在暑假领着一些国外朋友来国内做事。我是在这片国土上长大的，深深地爱着脚下的这个地方，只要看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发生了改变，越过越好，我就很开心，觉得这一辈子没白活。希望国内能多提供一些让海外科学家可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让他们感受到自己价值所在的平台来吸引人才，而不仅是用金钱，因为如果光看待遇和研究条件，毫无疑问，留在国外才是最好的选择。在制定最重要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时，应当有机会听听一些海外专家的意见，而不仅仅是让专家们来承担一些具体项目。”对于目前的国内人才引进战略,杨秀生的观点代表着很大一批在国外已取得巨大成就而又渴望报效国门的海外专家的心声。

    总之，尊重科学、尊重人才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来调动科学家的积极性。海归人才可以在实验室、计算机上搞科研成果，也可以在管理上、决策上起重大作用，而且起的作用丝毫不比国内的专家小。同时，国家应投入一大部分资源来支持自然学科和人文科学的结合，资助以提高管理水平为目标的综合性研究。很多大型研究是基础性的，虽然做得很好，但是却不能很好地与生产实际连接起来。研究取向上呼吁跨学科，一方面具备科学上的先进性，一方面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地方教育为地方服务

    杨秀生认为，“科教兴国”战略，是党中央科学分析和总结当代经济、社会、科技发展趋势，并充分估计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人民生活和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影响，根据我国国情，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宏伟目标而提出的发展战略。“科教兴国”就是要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目前，在我国的中学教育体系中，地方政府总以升学率尤其是重点大学的升学率为标准来衡量教育质量的好坏。当然人往高处走，不能违背人性限制个人的自我发展。但是地方政府的政策应当鼓励当地的教育为当地的生产服务，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服务，同样，中国的大学教育也不是为美国培养人才，而是培养中国的人才解决中国的问题。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是当地教育部门的重点。按照高中的升学率来划分学校的等级，然后投入不同的资源和资金，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政府一定要扩大教育范围，首先考虑如何为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利用有限的资源培养足够的人才提高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素质，这个地方才能有一个比较长远的发展。其次要重视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职业教育。地方教育到底要着眼于什么？是提高当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还是培养一两个尖子生远走高飞？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多数，很多贫困人口在农村，农业技术很落后，农业大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非常大。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什么？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的农业大学的建设应该立足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而不应过多地把精力放在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多少篇论文上。科学前沿的东西和实际生产生活的需要有时联系得比较紧密，有时差得很远，现在的科研有些走入误区，不是着力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不是为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来出谋划策。对此我们不能具体地指责某一个科学家，他们和工人一样也是要养家糊口，但是作政策导向的人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具备长远的眼光，了解国家到底需要什么，政府的钱要花在什么地方。农业科研的基础职能就是农民教育，如果中国不在这方面投入大量资源，很有可能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把农民甩掉，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