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行了近二十年的知识分子评定专业技术职称必须考外语这一“铁板”规定，近日终于在贵州等省撕开了一道裂缝——贵州省人事厅宣布，从明年起取消中级职称外语考试，包括新闻在内的二十二个高级职称外语考试也同样取消。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从中嗅到了职称外语考试改革的浓烈味道，由此引发的职称外语考试“存废之争”也愈演愈烈。

　　为知识分子评定专业技术职称，是中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为改善知识分子待遇、提高知识分子地位而开始实行的重要举措，通过职称评定来实现知识分子在专业技术职务上的晋升，从而为其增加薪水、提高待遇。但是，前提条件是必须通过相应等级的外语考试，尽管极少部分年龄大的知识分子受到免试或改考古汉语的照顾，但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只有跨过“外语考试”这道门槛、才能参加职称评定。

　　因此，职称外语考试成了获得职称的“铁门槛”、“硬指标”，具有一票否决权的威力。从一九九九年开始，职称外语水平测定采用全国统考方式，是目前中国参考人数最多的考试项目之一。这对适应改革开放大形势的需要、提高国民整体外语水平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目前的职称外语考试过于“一刀切”，为考而考，考用脱节，甚至那些整天埋头于故纸堆、研究古汉语的人，若想评上职称，也得通过外语考试这道关口。

　　为此，社会上许多人多年来呼吁取消这一考试。记者在采访中遇到了许多农业、医学一线的工作者，他们大都每天忙于自己的科研和工作，与英语接触很少，仅仅因为英语测试通不过，被隔在了评定职称的大门之外。福建省一位人士说，帮帮我们一些医院的卫生技术人员吧！只有取消职称外语考试、或者允许免试，他们的职称才能有机会评上。

　　顾先生是上海的一位农业师，一九八一年大学毕业，近年陆续发表了十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同时在农产品开发方面成果卓著，其科研成果仅在二00一年就创造财富三百多万元。为申报高级农业师职称，他自二000年起连续两年参加外语考试，结果都不及格，一肚子苦水无处诉说。 北京某中医研究所牛大夫说：“我的专业和古汉语关系密切，与英语水平没有必然联系，可职称评定却要我考英语，真是荒唐！”供职于北京某事业单位的陈先生坦言，自己虽然职称外语考试考了八、九十分，但是所学的外语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根本派不上用场。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王建民指出，目前的职称外语考试存在诸多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外语考试无法真实衡量申报职称者的专业技术水平，一个人的外语水平低并不一定缺乏专业水平，同样，外语水平高也无法说明其专业水平就一定突出。另一个最突出的弊端就是造成了人们在时间、精力和经济上的巨大浪费。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行政法学研究所所长何兵教授甚至指出：在《行政许可法》实施后，现行职称外语考试从设立到实施都有违法之嫌。其理由在于，将外语考试与职称挂钩的依据是人事部部委规章，而《行政许可法》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取消部委的行政许可设定权，只有国家法律和国务院法规可以设定公民资格资质许可；将外语作为职称评定的必备条件，除非有明确法律法规为依据，否则就是违法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职称外语考试已成为一些人的牟利工具。记者从职称外语考试相关网站上看到“职称外语考试名师教堂”、“京华职称外语考试百分之百签约保过不是虚言”等等广告铺天盖地；各类辅导班纷纷涌现，费用从二百元到六、七百不等。职称外语考试所必需的《职称英语指定用书》及《考试大纲》定价八十八元。据出版社业内人士透露，如果图书的发行量在一万册以上，最保守估计利润约有百分之五十，如果按四百万考试者购书来计算，这两本书的利润将超过一亿七千万元。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可以继续进行职称外语考试，但是不能实行“一刀切”。有的专业与外语联系密切，应该考试；有的专业不需要外语或很少用到外语，可以不考试，或不将外语考试作为职称评定的依据。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人才专家沈荣华提出，按照科学人才观，现行职称制度必须改革，其核心是坚持能力与实绩的标准。因此，职称外语考试应坚持“不一刀切”，即职称外语考试应按岗位需求，区别对待。有些涉外岗位需要外语，进行外语测试是完全必要的；但很多岗位不需要外语，就没必要测试外语。

　　面对社会上的呼声，一些地方已经大胆地开展了职称外语考试改革，如山西、福建、江苏、贵州等地已主动取消部分职称外语考试。当然，这项改革还要继续，至于改革将进行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观察。